刘建国教授在本次发言中，主要阐述了以下几个观点：
新时代的垃圾分类需做到“优化结构补齐短板打通链条构建分类处理系统”
刘建国教授首先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生活垃圾分类标志》标准入手，对近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发展进行梳理，新标准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生活垃圾类别调整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46个试点城市的工作现状也表明，生活垃圾“四分类”成为垃圾分类作业的主流与趋势。
刘建国教授也同样指出，“四分类”为我国垃圾分类的一大趋势，并非强制性要求，同时，“四分类”作业应当因地制宜，具有灵活性。新时代的垃圾分类体系构建，并非对原有垃圾分类方式进行修修补补，而是对垃圾分类的结构进行优化，排除不必要的干扰项，找准垃圾分类的重点工作。
刘建国教授经过长时间的调研，得到我国生活垃圾中厨余垃圾占比高达48.2%，但他认为尽管这48.2%是目前国内大多数城市进行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内容，但被忽略的另外一部分即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的构建，才应该作为提高垃圾资源利用率的关键。
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寻找分类处理系统差距所在
为佐证其观点，刘建国教授分别对日本、德国、美国、中国台湾及新加坡等地区与国家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处置的模式进行分析。
日本：作为土地资源匮乏的岛国，日本的垃圾处理模式以焚烧为主，占比高达80.3%，，而再生资源回收占比18.7%，仅有少部分垃圾进入填埋场。可以看出，厨余垃圾的处理处置并未作为其单独一环存在。
德国：比起日本，德国的垃圾处理方式更加多样化，其中焚烧占比30.9%、堆肥/发酵等生化处理方式占比18.4%，再生资源回收作为其垃圾分类作业中最重要的一环，占比高达49.1%，填埋仅为0.9%。但德国的生化处理对象并非以厨余垃圾为主，而是家庭、园林等产生的绿化垃圾。
美国：美国的垃圾处理方式对于国内而言，可参考性明显要小得多，由于土地资源丰富，他们目前以填埋主导，高值可回收物回收出口为主要的垃圾处理模式。
新加坡：同样作为岛国，新加坡与日本采用的垃圾处理方式类似，都是以焚烧为主，但可回收物回收占比高达58.3%，对于厨余垃圾的处理，仅有17%为堆肥处理，而其余83%则为焚烧处理。
中国台湾：我国台湾省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走在国际前沿，再生资源回收再利用可达51.5%，仅生厨余用于堆肥，而熟厨余则用于喂猪。
从上述图片及各国家数据的对比可知，大陆的生活垃圾回收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厨余垃圾适度分类与土地利用是系统优化增效的主要节点
刘建国教授提出，明确不同类别垃圾在分类处理系统中的功能定位，才能进一步完善生活垃圾分类的体系。减少垃圾进入终端处理系统的量应当作为生活垃圾分类的主要目的，同时考虑经济因素的影响，一味加大厨余垃圾分类的投入，反倒使垃圾分类的体系失衡。
可回收物强制分类与规范回收是资源化利用的重点方向
刘建国教授指出，现阶段我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依旧处在八十年代中期的状态，是利益分配失衡所导致的技术低下的结果。再生资源同样也是垃圾的组成部分，“两网融合”是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小散乱污低”的再生资源回收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被时代淘汰是必然结局。改变再生资源回收由市场主导、垃圾收运处理由政府主导的二元分治模式是必然要求。提高产业集聚度、拓展延伸产业链、提升再生产品质量，实现转型升级是必然选择。
为实现传统再生资源行业向信息化、规范化、一体化的新兴再生资源行业转变，应当适时调整利益分配机制实现收入多元化稳定化，构建智慧监管平台将废物回收全过程纳入规范管理，实现原料—产品—废物良性循环提高再生产品附加值。
适度分类精准分类满足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要求
在本次演讲的最后，刘建国教授再次强调过度分类盲目分类造成成本高昂效益低下难以为继，高投入低产出是垃圾分类的必经之路，随着十度分类精准分类的逐步推行，我国垃圾分类必将从高投入低产出向低投入高产出逐步转型。
